晉朝之后是什么朝代

公元316年，匈奴攻破長安，國祚五十一年的西晉王朝由此化為塵埃。西晉滅亡后的第二年，司馬睿在建康登基稱帝，是為晉元帝，歷史上則稱為東晉。

東晉于公元316年正式建立。事實上，早在永嘉之難,時代，司馬越就在王導的幫助下開始在東晉建立政權。但是很聰明，他知道當時做皇帝不是明智之舉，所以只選他當，而西晉名義上的皇帝司馬燁成了攻擊的對象。

直到公元316年匈奴攻破長安，司馬睿收到了司馬鄴的詔書：即允許讓司馬睿繼承皇位，然而與之相對的司馬睿則必須中興晉室收復失地。有這層關系，司馬睿雖無心北伐，可是對于祖逖的北伐他也不加以阻止，因為他必須得對天下人有所交代。

司馬睿澄清了自己的法律地位后，正式稱帝，使東晉在江南得以安寧。，我們來談談司馬睿建立東晉的那些事情：

王氏家族扶持司馬睿

司馬睿初到江南，其實并沒有占據什么優勢。當時八王之亂即將結束，西晉皇室損失慘重。為了平息各方勢力，司馬越派幸存的西晉宗室舉報信到長江南北或鎮壓叛亂或守衛地方，而司馬睿則趁此機會渡河來到江南。

當時，除了司馬睿，還有另外四個王子分別過河。他們是西陽王司馬羕、南頓王司馬宗、汝南王司馬佑、彭城王司馬纮.當時江南有一句諺語叫做：“五馬渡江去，一馬變為龍”，,意思是五王子之一將成為未來的九五至尊.

這五位王爺都并非司馬炎嫡系子孫，按常理來說他們一位都無法繼承王位。然而當時晉武帝的嫡系子孫大多都已經死于戰亂之中，而想要維持晉朝江山，只能從這五位旁支血脈的司馬氏子孫之中挑出一位來繼承王位。

五個人本身沒有血緣優勢。況且都是皇族旁系支系，本身并沒有多少權利。所以，真正比較起來，五個人差距并不大。

然而司馬睿比較終能夠勝出，靠著的則就是王導背后的瑯琊王氏：早在洛陽之時司馬睿與王導就有深交。當時王導早已看出晉室江山的顛覆已經不可挽回，而王導則為了家族以及晉室江山考慮，則勸諫司馬睿盡快回到其封國，以免危及自身。后來的事實證明，王導的決策是非常明智的，也正是靠著這一層關系，司馬睿很多事情都需要依靠王導。司馬睿出鎮下邳，不久遷安東將軍，請王導擔任安東將軍司馬，軍事謀劃，都聽從其安排。這一系列事情奠定了王導的特殊地位。

在軍事方面，司馬睿得到了王氏王敦的支持。早年，王敦的族弟王彥利用職務之便，安排王氏家族的子弟在晉朝南北活動。目的不言而喻：就是在西晉危亡之時為家族找一安身立命的地方。王彥此舉使他備受爭議，但他的“有心栽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蔭”之舉幫助建立了東晉，王敦因其族弟安排，被東海王司馬越任命為揚州刺史。

靠著王導的謀劃以及王敦軍事上的支持，司馬睿有了稱雄的資本，因而得以在江東站穩腳跟。“王導主內，王敦主外”的局面讓王氏家族的勢力與日俱增，而由此形成了“王與馬共天下”的東晉門閥政治。

王導助司馬睿得到江東士族的支持

永嘉之亂,之后，大量的鄉紳南下。但是到了后世，我們會發現，南遷的士紳大多根基不穩，而早在漢朝就已經根深蒂固的門閥如太原王氏，清河崔氏、范陽盧氏,卻堅持留在北方。從北方逃到江東的士族，后世稱之為僑姓士族，瑯琊王就屬于這一類。

瑯琊王氏的根基不在江東本身，所以他們的到來無疑壓制了江東士族的生存空間，而王導本人也深知這一點，所以出于家族的考慮，他必須盡快幫助站穩腳跟，他必須依靠江東宗族的支持來幫助站穩腳跟。

當時江南士族顧榮、賀循兩人為士族，而想要站穩腳跟，司馬睿則必須得跟他們打好關系，而司馬睿本人則專門派遣王導前去邀請二人，二人應約也由此吳地的百姓得以歸附。

晉書.王導傳:相傳司馬睿剛到建康之時，其人心不附，而王導等人則為了幫助司馬睿迅速獲取聲望則為其創造聲勢。正巧某天司馬睿外出公干，而王導則特地為其安排了威嚴的儀仗，并不顧身份為其“造勢”，和王敦兩人 騎馬在旁邊侍從，而江南見到此等現象后十分詫異，一個接一個的隨著司馬睿行拜禮。也有一則軼事

歷史書上的經典往往是簡單的三言兩語描述一件事，但我們不知道這種簡單的論述之后有多少困難和障礙；我們不知道王導是怎么讓古戎和何遜支持司馬睿的。但作者認為歷史絕不是這么簡單，因為史書沒有詳細描述，作者很難推測。

但是，司馬睿能夠得到江南士紳的支持，有一點是肯定的，那就是王導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推動既沒有資格也不是特別出彩的司馬睿登上皇位。同時，為了進一步獲得江東氏族的支持，王導繼位后多次勸司馬睿重用以古戎為首的江南貴族氏族。

王導幫助司馬睿建立了東晉，王氏門閥也因而水漲船高，成為了后來的東晉四大門閥之一。然而瑯琊王氏的崛起無疑是打壓了江南本土士族的發展，這又牽扯出了一個新的矛盾：僑姓士族和江南土著之間的矛盾，這樣子的矛盾影響了之后的東晉政局。

司馬睿的尷尬地位

在王兄弟的幫助和江南士族的支持下，在江南站穩腳跟，于公元317年登基稱帝。至此，東晉的建立已經告一段落。

然而，在這個迷人的寶座后面是無數的悲傷：司馬睿看似是高高在上的皇帝，然而其只是名義上的，當時朝廷的決策權利都掌握在王導等僑姓士族的手中；而江南士族雖沒有參與中樞之權利，卻在當地經營多年，故而要想站穩腳跟司馬睿也必須依靠他們的支持。在世族門閥主政的情勢下，晉室皇族一方面要緊緊依靠南遷世族的支持，才能維持偏安統治；另一方面，東晉皇帝又以“共主”身份，居間制衡和調整世族之間的內部矛盾，成為世族高門利益的“平衡器”。

司馬睿不想解決這種情況。為了制衡閘閥的權力，他還試圖用兩種力量進一步強化自己的權利：一股是刁協、劉隗為首的寒門子弟；一股是隨司馬睿南渡健康的司馬氏王爺。

但是刁燮和劉晶的一系列決策損害了門閥的利益，所以被家族搶走，比較終導致了“王敦之亂”;而司馬睿南下的報告屬于皇室，當時他沒有太大的權力，那么他為什么要與根深蒂固的門閥勢力作戰呢？

所以這種政治模式從東晉建立以來就一直沒有改善過。即使梁武帝后來從家族手中奪回了權利，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，反而讓司馬道子開始坐不住了。